T台传奇：中国第一代男模特

张巍（左）、贡海斌

在25岁的时候，贡海斌是西单的一个神秘人物。

每天早晚，街上的人都能注意到这个帅气的小伙子，皮肤白净，身材颀长，永远穿着全新的衬衫，件件颜色明亮。穿梭在1980年代灰黑军装的行人中，贡海斌永远让人一眼就盯上。

但没有人真正认识他——这个男孩从来都目不斜视，不与任何人打招呼，有胆大的女孩在街边挑他的话头，从来没见他接过。

贡海斌知道一路的人都在猜测自己，传言说他是个华侨，甚至送了他一个称号叫“一只鼎”——他实在是过于出众又过于沉默了。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离开众人的视线之后，一拐弯走进一个胡同里，他推开一个院子的大门，一股滚烫的水蒸气扑面而来，贡海斌的真正身份——是染坊的工人。

在1981年的中国，美，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因为帅气，贡海斌刚刚被挑选去拍了一年的电影，但杀青后还是要回染坊接着染衣服。贡海斌实在不想让路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一件又一件的新衬衫，其实就是翻来覆去的那两套，自己用剩下的染料自己翻新。整日在水汽中穿梭，贡海斌下班时洗了澡，镜子里的脸被蒸得白净又细腻，可这种俊美，又是无用的。

与此同时，耿伯平刚刚分配到北京东郊的葡萄酒厂，成为了一名电工。这个1米86的小伙子才从海军部队退伍回来，身材正结实，也是爱美的时候。一有时间，耿伯平就喜欢到街上转转，他不喜欢时兴的蝙蝠衫、阔腿裤，觉得流里流气。自己做了一套灰色的呢子大衣，刚上班，就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顶兔毛帽子，走到哪都戴着，感觉自己气派极了。

贡海斌和耿伯平都没有考虑过，除了工人，自己还能做什么。而皮尔卡丹的中国首席代理人宋怀桂，就是要找到他们这样的人。

宋怀桂正在为皮尔卡丹1981年10月在北京饭店的服装表演做准备，她需要一批既有身高、又有气质的年轻男女做模特。此时的中国，“模特”一词还停留在绘画模特的概念，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。宋怀桂找人的办法简单而原始，她蹲守在西单、王府井这些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，遇见高挑的青年男女就追着走，问人家愿不愿意来试试，贡海斌和耿伯平就这样被人推荐着拉进了队伍，一起被带到鼓楼上的排练厅训练。

当年的鼓楼还对外开放，楼里也有其他的艺术团体在排练。19岁的杨伟是北京工艺美术公司的职员，下班来鼓楼排话剧的时候，迎头遇见了宋怀桂，身材高大的他被宋怀桂误以为是模特队的成员，上来就问他，你怎么不排练去？

“哪来的老妖婆子？”杨伟很纳闷，他此前从来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中年女性：大红嘴唇，深色眼影，鲜红鲜红的上衣配翠绿的裤子，脚上居然还一双镶边的绣花鞋。虽然一头雾水，杨伟还是好奇地去排练厅转了一圈，进门就是满场高挑的姑娘小伙，还有远道而来的法国教练，杨伟从未见过这么多漂亮的人。

音乐一起，法国的男模特在临时T台上一迈开脚步，听惯了革命歌曲的杨伟立刻被震住了，看着金黄头发、蓝眼睛的法国男模迈着端庄的台步，款款走过眼前，他再没回到过话剧团里。宋怀桂此前已经见识过年轻人们的震惊，这群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青年不敢相信，生活中会有人如此优雅大方。

而宋怀桂告诉这群年轻人：未来的你们，和未来的中国人，都会变成这样。

鼓楼上的年轻人

鼓楼上练习的日子刚开始十几天，贡海斌就遭到染坊的处分了。他的行为被看作是腐朽的资产阶级追求，单位直接把他发配到北京西边蓝靛厂的砖厂去烧砖改造。

1981年的蓝靛厂还是遥远的郊区，砖厂在农村里，每天早上5点钟，贡海斌就要从西单的家里出发，倒三趟车公交车，再走两公里路，开始每天和泥、压模、烧砖的工作，劳动强度非常大，每天午饭都得吃12个大馒头。除了他之外，模特队里的其他队员也不好过，有的人被单位批评、罚写检查，还有人跟家里打得一塌糊涂，父母跑到鼓楼里闹，大骂他们是资产阶级毒瘤。

晚上下班后，脱了麻绳系住的破棉袄，换上得体的衣服，贡海斌和其他队员一样，又从北京城的各个地方汇聚到了鼓楼上来。这些从纺织公司、地毯公司、广播电视台、北影厂、百货公司找来的年轻人们，脱下了白天的职业束缚，在那鸡飞狗跳的三个月训练里，鼓楼的顶层，是他们夜晚的避风港：“不管付出什么艰难，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走两个小时。一旦按照音乐的节奏走起来之后，浑身立刻就热乎起来了。”贡海斌感叹：“就像跳舞一样，释放自己的身体，那种兴奋感太让人满足了，我觉得鼓楼就是我的天堂。”

杨伟至今还津津乐道的是，这群高挑俊俏的年轻人一到夜里9点钟下了课，总要在空荡荡的鼓楼东大街上兴奋地走上一段，整条街都是他们啪啪地集体走台步的脚步声。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，又是漂亮的男孩女孩，在一起的日子只有自豪感。有的女孩晚上下课有男友过来接，看见他们一群人如此光彩照人，女孩都不好意思让男友过来。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去滑冰，一到了冰场，所有人的眼光都情不自禁地被他们所吸引，“你看到冰场上的男孩一下子注意到这些漂亮女孩，又发现她们身边还有一群同样标致的高个男生，那种眼神一下子转成了羡慕。”当时的杨伟觉得，自己身边简直是全北京最迷人的一群人：“这么多女孩，年纪相仿，又个个跟你外表匹配，年轻人总是有虚荣心，这个团体的魅力实在太大了。”

耿伯平家里珍藏着一组老照片，是模特队当年去天安门广场拍硬照的场景：女孩身着红色长裙与灰格子毛呢风衣，脚上的一字系带坡跟鞋，跟现在街头的风潮无异。耿伯平穿着一身黑西装，当时国外还流行放上翘的垫肩，系着黑领结，像一位绅士，又带着些青涩——他们刚刚适应这样的衣着设定，“那些衣服我们拍完照，都舍不得脱下来，太得体了。”看看他们身边的路人就知道这种打扮有多么大胆了——广场上的游客好奇地把他们围成了一圈，照片上他们身上的蓝布衣、黑中山装、土黄色夹克是如此熟悉，这些在无数人家庭老照片里反复出现的衣着，一下子把人拉回到真正的七八十年代，那才是时代多年未化开的浓重底色。

杨伟（左）、耿伯平

 走秀，还有“走穴”

1981年3月18日，皮尔卡丹和他的中国模特们，第一次撕开了这种灰黑色的禁锢。

当天的北京饭店，坐满了从与服装相关的政府部门、国有企业里邀请的几百名观众，国内外媒体的照相机密密麻麻地围满了T台。

皮尔卡丹找来了一群法国助理，帮助模特队换衣服，在后台，模特们的国产齐头短裤，厚重的文胸，跟精致的丝绸正装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贡海斌做了多年染坊工人，对各种颜色都了如指掌，但真正在换上了紫红色西装，系上领结、粗腰带，灯光下熠熠的色彩还是让他忍不住地惊叹。

一上了T台，贡海斌只感觉闪光灯不停地闪烁，走到尽头他甚至忘了回来。一片灯光的海洋中，他终于确定，自己是美的，而美，又是如此值得骄傲。

北京饭店的演出结束后，模特队的各种演出邀约接踵而至，纺织部下属的裘皮公司、香港贸促会等纷纷找模特队去演出，贡海斌、耿伯平们变成了京城最受欢迎的人，一时风头无两。

展演之后，皮尔卡丹回到了法国，那些精美的衣服留在了宋怀桂经营的马克西姆餐厅，每每到了周末，杨伟和耿伯平都会去客串一次模特表演，当时的马克西姆是京城名流出入之地，在这里第一次唱出《一无所有》的崔健此时还默默无名。模特表演暂时脱离了展示服装的初衷，变成了一种新的文艺表演形式，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在全国各地，都开始兴起了邀请模特走秀的潮流。

“那时候说起来是一段弯路，但跟国内服装产业不发达也有关系。我们总被邀请到外地做拼盘演出，先是毛阿敏唱歌，然后是相声表演、小品，最后来一段模特表演。”由于经常同台演出，杨伟跟耿伯平变成了最好的朋友，两个人开始做“穴头”，张罗大家去各地演出，杨伟一个月要去好几次单位的医务室，以发烧感冒的名义请病假。出去“走穴”最频繁的一个月，本来一个月40块钱的工资，他最后发到手的只有七块九毛一。但跟外面的收入比，这些损失实在太不值得一提了：模特演出每场就能赚5块钱，一天往往能走两场，一个月下来，收入是原工资的十几倍。

皮尔卡丹留下来的这支队伍开始渐渐的生根发芽，并播撒出新的种子。很多人开起了模特培训班，登报做广告招生，中国本土的第一批学生也开始逐步形成规模。

国家建材局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巍，就是在这时加入了模特的行列。这个一米九的小伙子，当时只是受同事怂恿，加入模特队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。平时的工作中，他需要全国到处跑，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拿着罗盘挖矿种、采石样，全身都晒得黝黑。但一回到北京，脱下套袖和粗布工作服，他又和队员们一起穿上了最新潮的时装，在众人的瞩目下展示自己。

张巍深刻地经历了作为舶来品的时尚产业，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过程。带张巍的几位老师都是皮尔卡丹的徒弟，大家凭着当时法国老师的传授，和自己在国内演出的经验总结出自己的走法。“那时候我们还要走队形，先出来一个人，后面再跟着两个，走到舞台什么地方，大家要转换一个阵型，跟现在的演出形式完全不一样。” 带着这样的摸索，张巍也成了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模特。

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，中国服装进出口公司组织了国内厂家的新款产品，组织了张巍所在的模特队到日本演出。当时整个模特队都是兼职，大家要分头跟单位请假，还有人因为政审没通过，错失了这次机会。在日本的十几天里，模特队去了东京和大阪两个城市，看着日本现代化霓虹灯、摩天高楼，张巍感到了莫大的震动。

同样感到震惊的还有日本观众，在他们印象中，中国人还处在改革前的封闭状态，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中国也有模特队，当这么一群这么高大、青春又健康的群体出现在日本街头时，彼此之间都是一种巨大的冲击。

在出国之前，组织专门给模特们发了一笔置装费，张巍置办了一件长城风雨衣，现做了一套西装，又给自己买了一双新皮鞋，这是他心中认为最适合展示给他人的中国形象。从日本返程时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购物指标，团里成员大多买了吹风机、录像机这样的家用电器。张巍给自己买一部夏普的双卡录音机，在这个时候，出门拎一部录音机，是北京街头最时髦的打扮，而在这些歌声大作的录音机背后，更猛烈的时尚风潮，早就已经吹来了。

先富起来的那批人

因为模特演出的轰动效应，几年后带着全套的商业体系再次进军中国时，“皮尔卡丹”这四个字已经被塑造成中国最早期的国外大牌。时尚的概念渐渐随着经济的复苏，在国人的生活里渐渐热了起来。

张巍变得越来越忙，各种外资企业纷纷进驻中国，对模特表演的需求越来越大，“那会儿模特不多，所有的演出都是我们这群圈里人，我去哪儿面试成功率都是百分之百，一年下来得有几十场演出，比在研究所的收入要高得多。”张巍开始发现，服装产业的前景正日趋明朗，干脆从地质所辞了职，加入了皮尔卡丹的中国公司，一边做销售经理，一边做专业模特。

在九十年代初，一套皮尔卡丹的蓝色西装，要卖2000多块钱，这样的价格和款式，在初开眼界的国人心中是顶级的配置。 “像鞍钢这么大的企业，每年有几千对儿新人结婚，当时的新郎官买一套这样的西服是标配。” 张巍经历了需求爆发性增长的时期，每年皮尔卡丹销往东北地区的西装就要超过十万套。

耿伯平也看准了这个趋势，他成了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个体户。他率先在秀水街的胡同里拉了一个板车，专门卖从广州批发过来的外贸服饰。因为本身一直浸泡在模特行业里，耿伯平的眼光要远远超出其他人，他在广州没有任何熟人，全靠自己到处找货，回来后再用心去做搭配，每次一挂到摊点上，总会变成最抢手的热门。模特队的朋友也经常去照顾他的生意，张巍那阵子就总去耿伯平这里转转，杨伟更是成天与耿伯平形影不离，这么多现成的衣服架子们来来往往，无疑是最显眼的活广告，这个摊点也成了耿伯平的第一桶金。而从耿伯平这批摊主开始，秀水街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了今日三里屯地标的雅秀市场（那时候还叫秀水市场），则是另一个令人乍舌的传奇了。

现在回头看，杨伟觉得，模特经历给大家最大的馈赠，就是出众的审美和超前的嗅觉：“我们这一批模特一直身处在开放的前沿，频繁与外商接触，我们很早就开阔了眼界，能提前地发现别人还看不出来的潮流。”在1994年6月，杨伟做了一件至今都令人惊叹不已的事情：他和朋友策划，一起邀请了AC米兰来中国踢比赛。

“我去相关部门报批时，对方以为是在听天方夜谭，一个劲儿反问我：那可是顶级球队啊！”杨伟当然知道这是世界顶级球队，这也是他跨界来办这件事的原因，因为已经跟国外公司合作过多次，他熟悉其中的邀请、审批流程，他心想，这钱我不赚谁赚？

事实也证明，机遇和财富再一次眷顾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因为意大利人对中国市场的好奇，合作远远比想象中容易。1994年6月16日，AC米兰与北京国安队在工人体育场踢了一场友谊赛，工体座无虚席，北京万人空巷。最终北京国安2：1战胜了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。

而比赛当晚，杨伟一夜没睡，整整一夜的时间，他都在用来数钱。

门票的收入里混杂着大大小小的纸币，从百元大钞到五角钱的钢镚都有，杨伟有点钞机，但此前投入了那么多钱进去，他舍不得让机器去数这些收益，等到了第二天凌晨，几百万的钞票全部数清时，杨伟的大拇指都点破了。

30年过去了……

张巍现在走在马路上，还是会经常被人认出来。到了40岁之后，他开始拍摄电视和平面广告，格力空调、新飞冰箱等家喻户晓的广告上，经常会看到这个儒雅、俊朗的中年男人。其中播出最频繁的是某制药厂的一个口服液广告，很多地方台常常三条连放，最后定格在张巍面部的大幅特写上。

一次张巍在天安门广场等人，站在旗杆下面，有一个游客一直前前后后地围着张巍转。张巍意识到自己又被认出来了， 刻意躲避对方的视线。没想到转了几分钟后，这个中年大哥最后还是按捺不住，走过来就问了一句话：“你的牙怎么做好了？”——广告特写里张巍有颗牙齿有问题，张巍刚刚修复了那颗牙，没想到连这么细微的变化都被注意到了。

转型广告，是张巍为自己选择的出路之一。到了2000年，张巍明显感觉到了国内模特行业的分化。他一直是男模圈里的佼佼者，保持着极高的面试通过率，但从新世纪开始，不同的设计风格纷纷涌现，在一次牛仔主题的演出中，斯文的张巍第一次落选了，“那种滋味真是酸溜溜的，但心里也明白，这是整个服装产业变化的结果。”

张巍现在在经营一家公关公司，为时装品牌做品牌策划工作。他手下的男模特已经跟自己这一代有了显著的不同，“我们那会儿的模特都要求肩膀宽、健壮，全穿的是52号、54号的衣服。现在的审美不同了，模特都开始趋于中性化，穿得都是48号、50号的衣服，都要求要瘦。”而现在带领年轻模特的公司、经纪人们，大多依然是张巍、贡海斌们的老朋友。如今的新丝路、东方宾利等大型模特经纪公司，与当年的第一批模特们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从鼓楼里走出的这些年轻人，个个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，有些人已经做了祖父母，但是聚在一起，却还是光彩照人的一群。贡海斌如今在做私人订制的服装会馆，专门为中年男性制作得体的正装西服，他已经59岁了，身材也许同三十年前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三件套西装、墨镜，和坐下时仔细搭好的羊绒大衣，依然是咖啡馆里最得体优雅的男人。耿伯平几次提到自己开始发福了，虽然在西装下面，根本看不出肚子有任何的隆起，他依然觉得非常抱歉。

杨伟现在还在经商，这些年在模特行业之外，他接触过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，最让他尊重的，还是那种“对自己有要求的人”。他从来不会穿圆领衫短裤上街，衣服上没有一丝褶皱，每次出门的衣服颜色都是精心搭配的，哪怕那些跟他谈生意的其他中年男人，都不一定能注意到这一点。

“我无法想象自己衣衫不整的样子。”几乎每个人，都提到了同样的这句话。作为最早在时尚行业里浸润过的一批人，这群中年男人经历了最早的鲜花与闪光灯，在短短的几场演出后，走出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。三十年过去了，曾经代表着潮流与美的男人们，重新坐在一起聊天，依旧身材健美，谈吐得体，时光以温柔的角度重新雕琢了他们，也许这就是时尚真正的印迹。